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的通知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部署要求，在学习教育中加强示范带动、典型引领，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学习教育总要求，梳理形成了我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现将案例印发给你们，请院属各单位、院机关各党组织认真组织传达学习。

全院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紧密联系科技创新工作实际，深刻学习感悟正面典型案例展现出来的“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精神品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和科技价值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科技创新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加快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保证。

附件：中国科学院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

中国科学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

2026年5月12日

附件：中国科学院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

一、李振声：扎根西北三十一年，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

【李振声：1931年出生，山东淄博人，中共党员，遗传学家、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2006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24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把国家需要当作最高坐标

1956年，国家发出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当时李振声已在北京工作五年，条件相对稳定。面对去留，他没有犹豫，主动请缨赴陕西杨陵，一扎根就是三十一年。那里实验设施简陋，与科研中心距离遥远，有人去了想方设法调回，李振声却选择留下。他出身农村，少年时经历饥荒，深知粮食对于国家和百姓的分量，去那里对他而言不是牺牲，而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种把个人前途主动融入国家需要的选择，是正确政绩观和科技价值观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起点。

二十年攻关，育成小偃6号

到陕西不久，李振声发现条锈病是当时危害小麦最严重的病害，病菌变异快，育种往往赶不上变化。他大胆提出小麦与牧草远缘杂交育种的设想：把牧草中的抗病基因转移到小麦中，从根本上提高抗病能力。这一方向在当时并不被普遍看好，理论上难，实践中更难。但他认准一条逻辑：只要对国家粮食安全有用，再难也值得去做。此后整整二十年，他带领团队在田间地头一代一代地做杂交、筛选、回交，在无数次失败后反复调整方案。1981年，小偃6号终于通过审定推广，截至2003年累计种植面积超过三亿亩，增产小麦约一百五十亿斤，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当所长担当尽责，以长远眼光培育队伍

1965年起，李振声陆续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1983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和陕西省科学院院长。职务一级级升上来，他的脚步却始终扎在试验田里。在他看来，所长不是头衔，而是把团队带到攻关一线、把研究方向钉在国家需要上的责任担当。任职期间，他坚持布局小麦远缘杂交和染色体工程研究，给青年人留空间、压担子、搭平台，反复强调“依靠集体、依靠团队”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1986年，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他作为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推动中国小麦遗传育种研究走上国际舞台。一个把所长岗位当作“扎根责任”而非“晋升台阶”的领导干部，最大的政绩不在头衔多了多少，而在方向稳不稳、队伍强不强、事业后劲足不足。

组织黄淮海战役，把成果落到老百姓饭碗里

1987年，李振声调回北京，随即投入黄淮海中低产田综合治理工作。他组织全国多个研究单位数百名科技人员，深入河北、山东、河南的田间地头，帮助农民改造盐碱地、推广新品种、解决灌溉和排涝问题。他自己带头住在条件简陋的地方，白天下地调查，晚上开会研究问题，始终坚持问题在哪里科研人员就要到哪里去。经过持续攻关，黄淮海地区粮食增产超过五百亿斤，为我国粮食总产跨上新台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是农民的儿子”。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对农业作点贡献，是他一生的愿望，也是科技工作者为民造福最生动的体现。

获最高奖后仍想着还有哪些事没做完

2006年，75岁的李振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但他始终强调，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远未到高枕无忧的时候，仍有大量工作等待年轻人继续深耕。此后多年，他持续参与粮食安全政策咨询，就耕地保护、育种体系建设等问题提出建议。一个已获最高荣誉的科学家，想的不是如何停下来，而是国家还有哪些短板、下一代还要把哪些事接着做。荣誉从来不是终点，国家需要才是始终不变的刻度。

【正确政绩观启示】政绩观是否端正，不只体现在重大选择时说了什么，更体现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中。李振声扎根西北三十一年，认准方向二十年不回头，把团队带到攻关一线，把成果落到田间地头，获最高奖后仍念着“还有哪些事没做完”。他的精神品质启示我们：组织需要面前不讲条件，是党性的第一道关口；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人民群众的饭碗里，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最生动的注脚。

二、蒋新松：活着干，死了算，用生命兑现科技报国承诺

【蒋新松（1931-1997）：江苏江阴人，中共党员，自动控制和机器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国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1997年3月，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同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五部委联合作出《关于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向蒋新松同志学习的决定》。】

以国家战略需求确定方向，不追短期热点

1979年，蒋新松赴日参加国际人工智能研讨会，因提出购买机器人而遭到日本企业技术部长的傲慢拒绝：十五年内我们不准备与中国进行任何有关机器人方面的合作，即使卖给你们，你们也不会用！这次羞辱，成为他此后一生奋斗的重要动力。回国就任所长后，他没有跟随国际热点，而是深入分析国情，判断中国拥有广阔海疆，海洋资源开发迫在眉睫，果断将水下机器人选定为主攻方向。他始终以国家海洋战略和国防安全的长远需求作为研究所的指南针，从不以短期能否发表论文来取舍方向。方向是干出来的，不是讨论出来的——这是他最鲜明的科研之路。

顶天立地，既站国际前沿又解国家急需

作为所长，蒋新松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倡导并践行顶天立地的科研理念。顶天，是不甘落后的志气：1985年，他领导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首次海试潜深达到一百九十九米；1995年，我国第一台6000米海底作业机器人CR-01在太平洋深海试验成功，使我国水下机器人研究跻身世界最高水平。立地，是脚踏实地的担当：他带领团队成功开发系列水下机器人产品，直接用于国家海上石油开发，建成国内唯一能提供水下机器人系列化产品的生产基地，开创了中国机器人产业化的里程碑。

打基础、育队伍，甘当铺路石

蒋新松牵头创建国家机器人技术研究开发工程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机器人学开放实验室，为我国机器人学研究及技术工程化建立了永久性基地。他亲手组建和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机器人研究团队，发论文时坚持把青年人署名提到前面。担任所长期间，他以压力感、危机感、责任感的“三感文化”凝聚全所，营造务实奋进的科研氛围，深信科研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成果必须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发展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和人才队伍之上。这支队伍在2000年以他的名字命名，创立了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创造了二十多项中国第一。

活着干，死了算，用生命兑现承诺

蒋新松有一句名言：活着干，死了算，科学没有八小时制。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他用生命践行的誓言。1996年8月8日，蒋新松在《祖国和科学，我心目中的依恋和追求》中写到“我从不怨天尤人，为祖国和科学持之以恒，孜孜以求地探索”。1997年3月，他已在病中，却仍连续数日伏案工作：修改863计划汇报材料、参加重要学术会议、撰写理论文章。3月30日，他因急性心肌梗死，永远倒在工作岗位上。同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五部委联合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向蒋新松同志学习。他的学生在追忆他时深情说道：“我们是中国科学院之子，融入我们血脉的基因是祖国。老师的《祖国和科学，我心目中的依恋和追求》字字滚烫——科学应是我们为之献身的事业，不是晋升的台阶”。

【正确政绩观启示】把担任的职务和所在的岗位视为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使命责任而非个人晋升的台阶，对蒋新松来说，一切决策最终都回到一个出发点——国家战略是否真正需要、事业发展是否真正需要。他不追热点、不求虚名、不图享受，以研究所科技创新事业的延续而非在任期间的名声检验政绩，“活着干、死了算”是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最有力量的诠释。

三、南仁东：二十二年铸“天眼”，把国家需要写进浩瀚星空

【南仁东（1945-2017）：吉林辽源人，著名天文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中国天眼”）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2017年9月因病逝世。被追授“时代楷模”称号、“改革先锋”称号，并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心怀国之大者，以国家需要校准人生选择

1963年，南仁东以吉林省高考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68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吉林通化无线电厂，从冲压、钣金、电镀等一线工种学起，在工厂实践中积累了深厚的工程直觉。此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深造，长期从事射电天文研究，曾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拥有优越的科研条件和薪酬。但当中国有机会谋划建造自己的下一代大射电望远镜时，他没有犹豫，把个人发展重新放回国家需要之中。对南仁东来说，人生关键处的选择，不是先问“我能得到什么”，而是先问“国家需要什么”——这是一切正确政绩观最朴素、最根本的起点。

履职尽责，以科学视野谋划国家大事

20世纪90年代，南仁东担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1993年京都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多国科学家提出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的设想，他听后说出那句日后流传甚广的话：“咱们也建一个大望远镜吧”。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对国家科技位置的清醒判断：别人准备向下一代装置迈进，中国不能永远站在旁边观看。

1994年，他牵头形成《大射电望远镜（LT）国际合作计划建议书》，全文一万七千余字，由12位天文学家联名、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任顾问。此后十余年，他带领团队从遥感发现的三千多个洼地中层层筛选，三百多个候选点入库，一百多个重点对象实地踏勘，几乎踏遍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最终把“中国天眼”的台址落在贵州平塘大窝凼。那时项目长期处于预研和争取阶段，没有正式工程名分，稳定经费也很有限，他四处奔走、反复说明、不断争取，被同行戏称为“丐帮帮主”。从“咱们也建一个大望远镜吧”到2007年FAST正式获批立项，他奋斗了整整14年。一位科学家副台长在条件艰苦、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没有甘于跟随模仿，而是站在天文学发展前沿视角，为国家谋长远、为学科开新局。

攻坚克难，以一线实干铸就国之重器

2007年FAST立项后，南仁东担任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他长期在大窝凼施工现场：看图纸、查节点、爬钢架、盯试验，既能上钢架拧螺丝，也能用扁铲削平钢材。他常自比“战术型的老工人”，不只在宏观层面作判断，而是把问题落实到每一根钢索、每一个节点、每一次试验。

FAST工程最难处在于没有现成样板可照搬。2010年前后，索网疲劳试验连续受挫，钢索强度、疲劳寿命和工程可靠性都必须重新突破。南仁东反复强调“没有退路，必须再做”，组织团队经历近百次失败，最终攻克关键钢索难题，把大国重器的“筋骨”做了出来。2014年，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年近七旬的他坚持第一个上，亲自进行“小飞人”载人试验，用简易装置把人送到6米高的试验节点盘，以便发现真实施工条件中的问题。正是因为南仁东始终冲在工程第一线，身先士卒、攻坚克难，才使“中国天眼”由构想变成现实，终成国之重器。

生命不息，以赤诚奉献托举“中国天眼”

2015年，南仁东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手术损伤声带后，他已难以像过去那样洪亮讲话，但仍多次返回贵州现场，指导安装调试和工程收尾。2016年9月25日，FAST工程落成，“中国天眼”正式睁眼。那时的南仁东声音嘶哑、身形消瘦，注意力却仍放在每一个工程细节上。

2017年9月15日，他因肺癌恶化逝世，享年72岁。遵其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他用22年时间，把一个看似遥远的科学设想变成举世瞩目的国之重器，自己却没有等到FAST取得更多重大科学成果的那一天。对他来说，名利、身体乃至生命，都可以让位于国家科研事业。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是写在汇报材料里的漂亮数字，而是写在国家能力和长远未来中的硬核贡献。

【正确政绩观启示】政绩观正不正，不在岗位高低，而在能否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南仁东从副台长岗位上谋划建设“中国天眼”，从首席科学家岗位上扎根现场，为国谋大事、为科学解难题。南仁东的事迹告诉我们：作为科研院所的领导干部，要把岗位变成谋长远、打基础、解难题的平台；面对选择，把个人得失放低，把国家需要举高；面对困难，把责任扛起，把问题解到底；面对评价，把一时显绩让给长远实绩。

四、徐洪杰：两度转身，一生铸就两大国之重器

【徐洪杰（1955-2025）：江苏南京人，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同步辐射物理学家、钍基熔盐堆先进核能系统的开拓者，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主持的上海光源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上海市科技进步特等奖，钍基熔盐实验堆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2025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淡泊名利，以国家需求为科研坐标

徐洪杰的科研生涯，有两次关键的“归零”转向，每一次都指向国家最紧迫的战略需求。

第一次转向，是投身“上海光源”。1995年，已在国内原子物理领域崭露头角的徐洪杰，接到上海应用物理所时任所长杨福家院士托付的重任：暂停个人研究，全力筹备建设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一个当时国内毫无经验、国际顶尖的“超级显微镜”。这意味着他必须离开耕耘多年的学术舒适区，在一个全新领域从零开始。面对个人学术生涯的断崖式转向与充满未知的国家工程，他的回答是：“国家需求就是科技工作者的天职。”他毫不犹豫地接下重担，从原子物理专家变成同步辐射领域的学生，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期间，他甘愿放弃个人学术晋升的“筹码”，无论是长达数年的预研与等待期还是工程建设期，他始终心无旁骛，建成了上海光源这座大国重器。

第二次转向，是进军“钍基熔盐堆”。2009年，上海光源建成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54岁的徐洪杰本可在功成名就后止步。然而，他却再次“归零”，转向核能领域的“无人区”——钍基熔盐堆。这是一种能利用我国丰富钍资源、具有更高安全性的未来核能方案，但技术路径近乎空白，国际研究已中断数十年。面对劝阻，他坚定地说：“核能若被卡脖子，才是致命的。”他定下规矩，自己不发论文、不争奖项，将全部精力投入工程。他再次从学生做起，啃读尘封的技术报告，将目光投向关乎国家能源独立百年大计的新战场。面对国内外优厚待遇的邀请和更易出成果的学术“捷径”，他从未动摇，坚持走科研成果产业化之路。

这两次抉择，让他离传统评价体系中的“学术高产”越来越远，却让他的科研生涯与国家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

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铸就国之重器

建设上海光源，是一场“舍命一搏”的攻坚战。项目从启动到正式立项，历经十年波折。2001年，徐洪杰同时肩负起所长和光源工程总经理的重担，压力如山。他曾对班子成员立下破釜沉舟的誓言，提出“干的最高境界就是舍命一搏”。腿疾恶化需穿刺抽积水，他处理完就返回岗位；关键部件遭国外“卡脖子”，他拍板“我们自己干”，带领团队日夜连轴转啃下硬骨头。最终，团队仅用52个月就建成上海光源，创造了世界纪录，实现了“人有我优”的跨越。

研发钍基熔盐堆，是一条“从零到一”的拓荒路。没有现成团队，他提出“就近转行、边干边学”，凝聚起一支跨学科队伍；没有成熟技术，就搭建实验平台，从吃透底层原理开始二次创新。他坚持走面向工业应用的“最难的路”，不发论文、不申奖项，带领团队在戈壁滩隐姓埋名、埋头苦干。选址甘肃武威后，他频繁往返于上海与戈壁，团队成员常年在艰苦条件下坚守。2023年，实验堆成功“临界”；2024年，实现满功率运行并完成全球首次钍燃料入堆运行。然而，就在取得一系列里程碑突破、巩固中国引领地位之际，2025年9月，连续超负荷工作的徐洪杰累倒在工作岗位上，未能亲眼见证后续更多捷报。

精神传承，以人格力量凝聚前行队伍

徐洪杰淡泊名利，唯重贡献。在上海光源建设期，他鼓励团队“淡泊名利、持之以恒”，自己作为所长和工程总经理率先垂范。在钍基熔盐堆团队，他建立了一套不以论文为导向，而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准绳的独特考核体系。他常说：“科学家的价值不在于获得了多少头衔和荣誉，而在于为科学进步和国家发展作出了什么实质性的贡献。”他将个人成就深藏于集体贡献和国家进步之中，心无旁骛，直到逝世后，许多人才从外界报道中更全面地了解他低调而伟大的贡献。

徐洪杰凝聚人心，甘为人梯。他善于将国家战略转化为团队可感可触的使命，用“讲故事”的方式点燃大家的激情。他大胆用人，不拘一格，看能力不看“帽子”，敢于给年轻人压重担，并给予充分的信任和容错空间。他常说：“等你们都能挑大梁了，我就可以歇一歇了。”他奖掖后学，办公室的大门永远向年轻人敞开，无论技术难题还是生活困惑，他都耐心倾听、悉心指导。生命最后时刻，他仍在为学生备课、为团队规划未来二十年的技术路线，心思全在铺路引航，将全部心血直至最后一息都倾注于未竟的事业。

【正确政绩观启示】徐洪杰两次“归零”，是科研院所领导干部如何正确把握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的生动教材。为了国家需要、事业需要，放下已有成绩从头做起，是党性体现；自立规矩不发论文、不争奖项、不挂头衔，是破除唯论文、唯奖项、唯帽子的真抓实干；生命最后时刻仍为团队规划技术路线，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无私奉献。上海光源支撑前沿探索，钍基熔盐堆孕育能源未来，徐洪杰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国之大者”，也立起了科研院所领导干部应当对标的正确政绩观坐标。